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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9-17 11:11:08

                                                          崔大使: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独特的经历。我至今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我的美国教授们心怀感激。在此之前,我已在联合国工作过几年时间。但这两段经历很不一样。作为学生,我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美国人民和社会,还有机会更系统地学习美国国情、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我也学了一些经济学课程,这对我整个外交生涯都十分有益。当然,我后来也发现有些课堂上学的知识未必能用到社会实践中。

                                                          崔大使:我认为我有幸见证了这么多历史时刻。我参与了几乎所有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包括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亲身感受到中美两国元首是如何互动交流的、双方共识是如何引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正如我们常说的,总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目标、设定更高标准。我将继续尽己所能做好这些事情。

                                                          鲍尔森:大使先生,欢迎来到播客访谈节目。去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很显然,未来40年的美中关系将会变得大为不同。目前,我们两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5%左右,还是全球军费支出最多的国家。我们都是雄心勃勃、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都在关注美中两国如何相处或针锋相对。在双边关系紧张时刻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你的工作并不轻松。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专业精神和沉着冷静,尊重你代表中国政府努力了解美方对两国关系看法并寻求共识的努力。首先,我想从你如何开始个人职业生涯这个问题谈起。你生于1952年。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你二十多岁,见证了许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你是如何成为一名外交官的?你的外交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你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受到身边事物影响的?

                                                          鲍尔森:科技应该是美中之间最麻烦的领域。经贸关系本来可以缓解美中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但现实是安全竞争扩散到经贸领域,科技成为焦点。问题是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还会走多远。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对于美方最具竞争力的能源、农业、金融等行业,中方是否会继续对美开放市场?

                                                          港媒也指出,黎智英目前官司缠身,除违反香港国安法案件外,还面临5宗案件、共涉7项控罪,包括涉嫌刑事恐吓记者、2019年涉嫌分别组织和参与3场未经批准的集结,以及在今年6月于铜锣湾维园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而将被控等。他还在2014年卷入政治捐款丑闻,又被指是非法“占中”主要黑手兼“金主”。8月10日,黎智英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警方拘捕,目前正在保释。他还须于12月1日至旺角警署报到。广西乐业县乐业大道隧道塌方事故发生7天后,当地仍在紧张救援中,事故发生以来,当地未曾发布有人员被救出的消息。

                                                          崔大使:中国外交政策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在当今世界通过发展同各国关系来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满足人民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政策是明确、一致、连贯的。如你所说,去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明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自始至终希望同美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而非对抗关系,希望双边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照顾彼此关切、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自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的本质,从未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丰富、更深入、更复杂、更全面。双方在很多早年难以想象的领域开展了合作。比如,你任财长期间中美共同倡导了二十国集团的进程,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在尼克松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抗击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美两国省州和城市之间、企业之间、机构之间也开展了良好合作。总之,我们之间已开拓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同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实事求是地讲,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差异,中美之间难免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两国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自然灾害,中美均无法独力应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美应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

                                                          崔大使:我现在入睡前经常问自己,二三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判我们?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是否为中美关系发展而不遗余力?我经常拿这些问题问自己。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强化中美合作、构建更加强劲双边关系的巨大机遇。首先是要合作抗击疫情,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药物,努力拯救生命,保障民生和就业,恢复经济增长,恢复世人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其次,双方还要恢复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朝核、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只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中美合作就大有可为。

                                                          崔大使: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当务之急是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困难,并且尽快重启和恢复经济。中方积极致力于此。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好消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恢复。同时,我们认为要化危为机,通过加快和深化发展模式转变,致力于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加有效保护环境和推进减贫工作。我们当前所做工作都是恢复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明年,中国将开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清晰的,那就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将关闭开放的大门,也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实际上,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将会越来越高。关于自力更生,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方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靠占他国便宜、窃取他国技术来实现的。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民很不公平。你很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勤劳且富有创新精神。我们明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否则不可能实现发展。中国始终有自力更生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闭关锁国。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因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真正目标是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让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加高效。因此,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实际上,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华经营多年,早已成为中国国内循环和市场的一部分。通过聚焦国内循环和市场,他们将在中国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外国企业也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天然纽带,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我希望他们能抓住这些机遇。

                                                          崔大使:首先,很高兴同财长先生再次交流,也感谢你邀请我参加此次访谈节目。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我二十多岁。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学没毕业就离开家乡到紧临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农村插队,在那里种植大豆和小麦5年多。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农村和贫困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也对国家真正需要什么有了深刻认识。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大部分工作时间处于改革开放年代,并始终相信自己的国家处于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全力以赴实现现代化目标,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同样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到美国工作和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在中美两国都有一些经历,这让我对中美如何处理两国关系、对彼此有何需求、如何相互学习有了更好的理解。我的外交职业生涯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我的好奇心有关。我一直对国际问题、世界局势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这也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联合国译训班录取的原因,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初,我成为一名联合国译员并在纽约总部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鲍尔森:大使先生,感谢你全面的回答。我想谈两点,一是你刚才谈到的香港以及其他涉及主权的问题,美国国内对此存在各种不同看法。美方理解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但往往会说中方是否违反了所签署的协议?美中两国存在的分歧确实很难消除,当前重要的是你们和美方官员和高层保持经常性对话,因为当前美中关系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有些问题如你所说很难解决。二是你刚才所谈让我想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形,那种情况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曾说过,如果美中没有建设性关系、我没有及时同中方同事通上电话,世界将大为不同。危机期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金融危机后,美中两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成立二十国集团,中方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这成为美中合作的成功范例。